治理行人“任性过街” 国外经验可借鉴

爱上荆门

　　凑齐一拨人的“中国式过马路”一直是城市交通管理工作的“痛点”。行人违法过街不仅扰乱交通秩序，自身的安全也受到很大的威胁。近期，公安部交通研究专家通过调查、分析行人违法过街的原因和特征，总结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治理经验，希望对治理行人任性过街有所帮助。

　　调查发现：行人违法过街有三个特征。

　　根据实地调查，行人违法过街的特征为三个集中：违法分布集中，在时间上，行人违法过街在平峰期间的比例高于早晚高峰，在时机上，更倾向于信号灯切换时；在空间上，人群较为密集的学校、医院等地区行人违法过街比例比一般路口高出10%～30%；在年龄上，老年人和少年违法过街现象最为突出。影响因素集中，红灯时长直接影响行人的忍耐程度，红灯时长越短、相应的右转车比例越少，行人违法过街比例就越低；交通环境直接影响行人的判断，如车流量大、速度快或过街设施完善，行人违法过街现象则明显较少；从众心理是影响行人违法过街的重要因素，“领头人”引起的“破窗效应”，导致路口容易出现“凑齐一拨人就过马路”的情况；城市分布集中，采取了“机动车礼让行人”综合治理措施的城市，路**通秩序明显较好，一线城市行人交通安全设施较完善，行人路口守法率高于其他城市。

　　专家分析：行人违法过街有三个原因。

　　交通设施不便，由于设施不便导致行人“急于过”，即行人过街距离长、绿灯短、红灯时长导致行人急切过街。研究表明，当等候超过90秒，行人过街信号灯对路人的作用趋于零，直接诱发行人违法过街。交通资源失衡，由于资源不足出现行人“冒险过”，“车本位”理念在我国道路交通发展过程中影响深远，道路规划设计、设施设置、信号配时等均以保障机动车的通行、效率、可达性为首要目标，忽略了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基本诉求。安全意识欠缺，很多交通参与者安全法治意识十分淡薄，认为闯红灯、横穿马路等不是违法行为，而只是不文明行为，过高地估计违法过街的安全性，对闯红灯风险的认知严重偏低，诱发了机会主义心理。

　　管理视角：国外治理的三点主要做法。

　　设置以人为本的交通设施， 构建行人优先的交通环境。合理的步行出行尺度是前提。如芝加哥、名古屋、维也纳等城市道路面积率均在20%以上，保障了行人小尺度出行空间。科学的交通一体化设计是关键。如香港岛通过1162座高架人行设施将建筑与交通无缝衔接，减少了地面人车冲突。适宜的行人安全防护是重点。诸多道路通过提供行人安全空间、降低车速等措施保护行人过街，如交通宁静化、交叉口小转弯半径等。

　　制定并实行明确的通行规则和严厉的法律。一些国家强调对行人的保护，特别是在无信号的人行横道上行人具有绝对的优先权，例如新加坡明确规定了行人使用人行横道的空间、时间、使用方式。对行人违法过街行为处罚以行政罚款为主，并且额度普遍高出我国10倍以上，行人违法成本相对较高。此外，行政拘留、记入诚信记录、纳入犯罪等措施也常被采用。

　　开展循序渐进的知识渗透和系统完备的终生教育。一方面，注重国民基础安全教育。发达国家和地区将交通安全纳入国民基础教育，从儿童时期开始培养交通安全意识并加以长期系统的训练和强化。另一方面，教育与处罚相结合，注重交通违法后的再教育，对纠正行人违法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。如台湾针对不遵守交通信号的行人处新台币300元罚款或一至两小时的交通安全讲习。（罗华宝/整理）